巴塞罗那的教育智库Bofill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既明显又令人惊讶。研究显示，父母和孩子一起读书的孩子比父母不和他们一起读书的孩子有明显的优势——这一学习差距相当于他们上了半年的学。这是最明显的部分:如果你给你的孩子读书，这也会帮助他们读书。但研究人员也发现，与流行的观点相反，监督孩子的家庭作业并不是特别有帮助。更有用的是为他们设置一个固定的学习地点和时间。
最令人吃惊的是，很多学者原则上都反对这样的研究。一批学术语言学家认为，对儿童学习的研究往往表现出一种“缺陷意识形态”。公平扫盲研究所的创始人、该术语的普及者保罗·戈尔斯基(Paul Gorski)将这一理念总结为“一种通过指出被剥夺公民权的个人和社区的假想缺陷来解释和证明结果不平等的世界观——例如，标准化考试分数或教育成就水平。”
简而言之，赤字意识形态让人们相信，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做了错事。戈尔斯基表示，人们常常把责任推给父母，并认为“低收入家庭学生在养育和家庭生活方面”存在不足。他和其他批评者认为，这种学术研究忽视了使进步困难的结构性因素。
批评者有一点:因为偏见，学生可能被不公平地认为有缺陷。研究表明，教师可能会根据学生的种族对他们的学习能力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可能会不自觉地扣分黑人学生的作业。其他不相关的因素，比如口音，会让老师认为学生的能力比他们实际的要差。
那些说少数民族方言的学生，比如非裔美国人英语，经常因为对标准英语语法的把握不好而受到蔑视。事实上，分析表明，他们掌握了一种不同的语法，一种同样复杂、错综复杂和富有表现力的语法。这孩子没有错。教他们标准英语技能的系统是。
赤字意识形态的批评者得到了一个事实的进一步支持，即研究可能被简单化的媒体曲解。记者应该注意，不要把学术发现描述得好像它们是无可辩驳的，也不要暗示试探性的相关性是神奇的解决方案。199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孩子在3岁时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单词数量与他们在9岁时的学业成就之间存在关系。研究表明，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比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多听到了3000万个单词。但随后的研究质疑了这种“词差”的程度，它是否因地而异——实际上它是否存在。
尽管如此，儿童的学习仍然值得研究。原因之一是，知道早期干预措施可能会起作用比保持无知要好。对于那些没有考虑到已经存在的劣势的控制不良的研究，补救措施是更好的研究和强有力的辩论，而不是仅仅因为这些研究构成了一种缺陷意识形态，就否定所有关于什么行为可能有助于儿童发展语言技能的研究。一定要研究不平等及其原因，但也要研究可能有助于解决不平等的事情。
每一项有价值的研究都对诸如父母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等因素进行了控制——这些控制取决于对学者们所争论的同样的不平等的承认。例如，博菲尔基金会的报告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预示着学习成绩的优势，尽管与社会阶层无关，这种优势不如与孩子一起阅读所带来的优势。
研究是确定所有父母(无论贫富)支持子女学习的方式的重要工具，比如有规律的家庭作业。对一些家长来说，研究结果可能很难付诸实施:许多家长明白阅读的重要性，但买不起书，而且住得离图书馆很远。然而，即便如此，研究也能在制度层面上有所帮助。收集有关早期教育的证据可以引导政策制定者为婴儿、儿童及其父母制定更好的政策。
